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受到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61年，钱三强告诉于敏，所里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与中国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个决定让他始料未及。

彼时，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已经辛勤耕耘了近十年，刚刚崭露头角。一边是自己十分热爱、即将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另一边是未知的挑战和祖国的需要，于敏毅然选择了后者，服从安排。他说：“这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爱国主义压过兴趣”，“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从接受研制氢弹任务的那一刻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攻坚克难。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非易事。“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在于敏的带领下，研究小组很快打破了西方对氢弹理论的技术封锁。

1965年，为算出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于敏率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当时全国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要用于解决来自各方的问题，只有5%的时间留给氢弹设计，而且可用时间基本都是在夜间。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于敏带领团队奋战100多个昼夜，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体系。

1967年，罗布泊上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这是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予于敏的颁奖词，也是对他这一生的凝练和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