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年9月，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新生们，几乎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行程”——参观学校的校史馆。

如果将一所高校的历史比喻为一条在时光长河中延伸的大路，那么校史馆就像是一本影集，它将这条路上最珍贵、最美丽、最振奋、最感人的瞬间记录于此。翻开它，我们似乎可以在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展品中，聆听到这所学校跳动的脉搏。

而在这些展品中，我们总能找到这样一类展品，它们往往并不起眼，匆匆而过的观众甚至可能不会留意到它们，但对于这所校史馆，甚至对于其所在的高校而言，它们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它们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依然弥足珍贵。

一所学校

展品名称：两弹元勋指导的本科论文

收藏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只要上过大学的人，几乎都会有撰写论文的经历。如今，我国更是世界第一论文大国，但纵观历史和当今，真正具有文物收藏价值的论文却非常少见。然而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中，却珍藏着几本当年本科生的论文。

这些论文之所以具有收藏价值，并不在于论文作者有多么“知名”，而是因为这些论文的指导老师，全部是功勋赫赫的两弹元勋。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丁兆君介绍，目前该校校史馆中展出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指导的本科论文，包括彭桓武指导的1963届学生张康生题为《逐次散射法求介中子的时间、空间、能量、角分布》的论文，于敏、何祚庥指导的1964届学生林春灿题为《介质不均匀性对高能中子增殖性能的影响》的论文，以及陈芳允、张俊荣指导的1964届学生李力田题为《由调位干扰引起的取样显示设备的波形失真》的论文。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已是暮年老人，曾经悉心指导他们的元勋导师们更是多已仙逝，但这些已经泛黄的本科论文，却依然静静地躺在陈列柜中，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中科大成立早期的那段激情岁月。

上世纪50年代，正值我国科技大发展的时期。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未来12年国家科技事业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主管科技工作的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以及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呈交请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一所大学。该报告于6月2日得到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经过仅仅三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这所大学于同年9月20日正式成立。

这便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新成立的中国科大所设的13个系41个专业，几乎全部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空白、薄弱环节，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国家的需求。正如聂荣臻在开学典礼上所说，“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

同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大的办学模式充分借鉴了苏联一些高校的经验，其13个系分别对口于中国科学院不同的研究所，由各所领导、著名科学家兼任系主任，主要任课教师也都由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是为“所系结合”。也正因如此，大量中科院的优秀科技精英得以进入中国科大，这其中，就包括了那些德高望重的两弹元勋。

据丁兆君介绍，当时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就包括了应用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化学物理系主任郭永怀、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而钱三强、彭桓武、陈芳允、程开甲、杨嘉墀、陈能宽、于敏、周光召等人，也成为了学校的兼职教授。

毫无疑问，当时中国科大的学生是幸福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可以和这些学术大家朝夕相处，更能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校史馆中所陈列的这几篇本科论文，便是这种关系的最好印证。透过它们，我们似乎还能看到那一双双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图纸变为实物的双手，在稿纸上为普通的本科学生修改论文的场景，这场景穿越历史，至今仍震撼人心。（陈彬）

《中国科学报》 (2019-09-18 第6版 人文)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9/9/349663.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