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

威震社布纳

1957年春天,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郊区的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当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在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里,前苏联、中国、越南、朝鲜以及来自东欧各国的核物理学家们,都借助于这里的一台大加速器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

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的各国物理学家们聚在一起召开学术讨论会。一位苏联教授在会上报告了他对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果。可是,对这位苏联教授的观点周光召持有不同的看法,他站起来用俄语阐述了相反的意见。那位苏联教授先用不以为然的目光瞥了他一眼,随即恼怒地说道:“你的意见没有道理!”年轻的周光召面对这狂妄无理的训斥,没有辩驳,他心想:要让别人瞧得起自己,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据,做出突出的成就。为此,他脚踏实地地认真工作了三个月,一步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把研究结果写成《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一文,发表在《理论和实验物理》杂志上。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周光召凭着他的敏锐思维、科学判断、严格论证和扎实功底,在杜布纳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共发表了30多篇论文。他的杰出成就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仅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自己也因此声名远播,成为蜚声国际科学界的青年学者。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背信弃义,撤走在我国的专家,并且扬言:离开苏联的帮助,中国人1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是正直的前苏联人民还是深知中国人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一位前苏联专家在回国前,就依依不舍地对我国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说:“不要发愁,我们走了,你们也能把原子弹研制出来,你们有周光召、王淦昌......”周光召离开前苏联将近十年之后,有一次杨振宁教授访问莫斯科,向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打听周光召,那位院士还大加赞扬说:“呵,周光召,曾经威震杜布纳!”

“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1961年5月,周光召风尘仆仆地从万里之外回到祖国,他甚至没来得及和妻子儿女诉说别离的思念之情,就义无反顾地携带行李只身一人住进了二机部九院(即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单身宿舍。

周光召到了核武器设计研究院,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在这里,他见到自己的导师彭桓武和王淦昌等老科学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心甘情原地放弃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专业,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事业中,更真切感到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为国效力。周光召作为我国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中的一员,没有任何个人考虑,与邓稼先等人带领着一帮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夜以继日地对原子弹理论的各个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齐心协力,他们开展了爆炸理论、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中子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人们弄清核武器内部的运动规律,为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战略核武器设计、定型等,从理论方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他笑着说下这么一段著名的话:“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他在我们当中也是佼佼者”

周光召不仅在杜布纳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的注意,到了60年代,坐落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邀请的第一位科学家就是周光召,1964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高能物理会议,首次邀请两位中国人参加,其中一位也是周光召。因此,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李政道教授,从50年代未就开始注视周光召这位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他们对周光召的情况始终非常关切。两人在第一次返回祖国时,都希望会见这位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青年物理学家,后来,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

多年来,周光召在理论物理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卓越的创造性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为中国核物理研究和核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欧洲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美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科 学院聘为外籍院士,是国际公认的当代著名科学家。

1980年春天,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在从化温泉河畔召开,海内外著名的粒子物理学家都参加了会议。 一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海内外科学家举行见面会,在灯火通明的会议大厅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指着文质彬彬的周光召向从海外归来的华裔科学家们介绍说:“这位是周光召教授,他是国内培养的科学家中的佼佼者。”钱三强的话音刚落,李政道教授马上补充道:“不,他在我们当中也是佼佼者!”

(黄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