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

大理院的证人

一份法国大理院的传讯通知,送到巴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杨承宗的手里,传他出庭作证。怎么回事?在中国内都没有上过法庭的杨承宗,怎么打起了官司,要上外国的法庭了?知道一些内情的同学,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悬起担忧的心。大理院如期开庭了。杨承宗目光炯炯,一身正气,庄严地坐到证人席上。这不是一般的民事纷纷,这是正义与邪恶、忠贞与背叛的搏斗。

新中国成立,苦难的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流落异邦的学子,谁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孟鞠如领头召开庆祝会,领事钱能欣等官员,以及华侨代表、学生代表都出席参加,宣布从此起 义。这事非同一般,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国民党当局考虑驻法使馆情况的变化,便派了驻荷兰的代办陈雄飞来按管使馆工作。但原任大使未走,而使馆工作人员也有所防范,陈雄飞无法及时介入,只好躲在外边,做幕后指挥。那天,杨承宗穿着整齐,高高兴兴,容光焕发,以巴黎中国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新中国诞生的庆祝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一位周恩来总理的旧友费老先生走到杨承宗面前,低声对他说:“杨先生,你到外面看看,好像很紧张。”杨承宗开会来得早,到的人还不多,他谦虚地坐在后排房门口,进出方便。大门已被人把守,只准进,不准出了。“干什么?”“上厕所。”杨承宗要出去,找出这么个理由。但仍只准走指定的一条道,后面还有人偷偷跟着。杨承宗穿来穿去,终于看到,这里形势紧张,楼道里有人在搬运齐腰长的烧火木柴,显然是准备行凶打人的。形势紧张到一触即发。他把情况告诉了费老。大厅里,庆祝新中国诞生的会照常进行,人们慷慨陈词,对会场外隐伏的暴力、杀机全然不顾。庆祝会胜利闭幕,人们鱼贯而出,杨承宗坐着未动。他在回味什么,估量什么。会场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杨承宗也跟着走出会场。这时,里边突然传来喊声。“救命呀!救命......”果然出事了,特务终于不肯放过正直的人们。杨承宗不顾一切,顺着喊声冲去。只见参赞孟鞠如、领事钱能欣等四人,被一群手持烧火木柴的暴徒殴打。孟鞠如被打得最重,眼看就要发生危险。杨承宗也不管特务是不是会冲过来打他,立刻放声呼喊,叫那些尚未走散的同学赶快回来相助。特务看到人多,惊散了,孟鞠如等人得救。

杨承宗要作证的,就是那天发生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惊人的一幕。法国报纸刊登了这一事件。杨承宗用条理清楚的陈述,亲历目睹的佐证,伸张了正义,让正直的人们扬眉吐气,阴谋破坏泊人受到谴责。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也要为之欢呼,祝福远方儿子的胜利。

洗雪“胯下之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扬眉吐气,举国欢腾。杨承宗则更是积郁顿消,畅快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一提到香港,他总会想起那一幕难以忘却的“胯下之辱”。

那是1951年秋,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杨承宗在法国学成归国。应钱三强的嘱托,他在法国购置了大批祖国建设所急需的原子能研究设备的资料,准备回国一展身手。离开巴黎后,因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导师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关照及其助手布歇兹的护送,“行李”一路免检。他带着这些“违禁品”顺利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马赛”号。由于当时法国没有直通中国的航线,只能先抵达香港才能转到大陆。而此时的香港属英国管辖,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非常敌视,港英当局不让中国人踏上这片本属于中国的土地。

杨承宗并不知道这些。当“马赛”号抵达香港后,他正准备搬运行李下船,忽然听到广播,通知他与另外几个中国留学生留在船上“听候关照”。杨承宗很担心自己携带的设备被扣,一直守着不敢离开。过了不久,来了几个英国警察,拎起他的提包命令道:“跟我们走!”,不由分说便把他和另几个中国留学生带上了一艘飘扬着“米”字旗的巡逻艇,他们被集中到甲板上,强制坐下,杨承宗刚刚好坐在最前端,此时,天空雾气蒙蒙,气氛非常的压抑、紧张。英警绕船而立,杨承宗抬起头,正巧,一个英国警察叉开双腿站在他前面,荷枪昂立,他透过英警不可一世的皮靴恰恰望到被英国掠去的香港的画面。巡逻艇摇曳着前行,凄风苦雨中的香港像一个可怜的孩子在瑟瑟发抖,一阵屈辱感顿时袭上心头,杨承宗默默地取出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令他终生难忘的“胯下之辱”。

没想到,巡逻艇没有把他们送到警察局,而是把这些中国留学生连同携带的行李直接押上了中国轮船“石门号”,杨承宗因为有英警的特别“护送”而将设备安全顺利地带回了中国大陆。而正是在这过程中耻辱的一幕使他更加坚定了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理想!

“肉搏”

抗战以前的北平协和医院,为了医疗的需要,曾由中美“庚款”资助,向美国买了507毫克镭,密封在一个玻璃系统的容器里,镭的容器外加保险柜封闭、锁牢。可恨的是,这个玻璃系统在抗战时就被日本人敲坏了。这种强烈放射性元素发生的气体,即使有很好的密封装置,尚且还担心跑掉。如今装置破裂,岂不将严重扩散?

507毫克镭,它放射的氡气跑出来,污染环境,对人是有害的。日本人又把那个联接破裂玻璃管的橡皮管子通到上边放空。上边是楼,是病房,住着不知多少不知厉害的病人。

谁能伸出神奇之手,来堵住这507毫克镭产生的强烈放射性气体?谁有这种能耐,可以把那个十分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更重要的是,谁有这种勇气,敢于冒着危险,冲进这静谧而毫不声色的杀伤之地?

医院的主管人员急如燃眉。这时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杨承宗听说楼上住的是病人,便什么话也没说,带着两个学生和一位玻璃工师傅,前往协和了。

他推开那间放置镭的地下室房门,一切静悄悄,无声无息。但凭他一个镭学研究者的眼光和敏锐的臭氧感觉,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污染严重,危害非常。他应该穿特制的防护服,戴特制的工作帽、手套和口罩,还应穿上胶鞋。但这一切防护用具,这儿都没有;其实,那时别的地方也都没有。需要他以一个毫无装备的身子去“肉搏”。

这是肉搏。是与比上刺刀的敌人还要可怕而危险的镭肉搏 。

杨承宗没有让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女学生去接触最危险的那个贮藏镭的保险柜,他考虑到她们未来的长久的工作和生活。在最后关头,他打开保险柜,代替玻璃工的吹气工作。他思维敏捷,动作迅疾,处理里断得当,加水密封,做好要做的一切,一举成功。

那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好了,镭的魔力被牢固地封闭。协和医院的病房安全了,住在楼上的病人安全了。杨承宗似乎也是好好地离去。但是,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右眼已受到超剂量的照射,坏了,10年以后,白内障网膜剥离,失明了。

他似乎没有过多的抱怨、苦恼。那眼睛的代价,是许多人的安全和健康。

(姜北 余明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