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镐生

“我是中国人”

谈镐生祖籍江苏武进县。父亲谈振华以教书和当职员为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日寇侵占家乡期间,曾因抵制悬挂日本国旗险遭杀害,在当地被誉为民族爱国教师。受父亲的影响,谈镐生从小就表现出可贵的爱国思想。初中阶段,他就参加了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运动。大学期间积极组织同学响应“一二九”救亡运动。1940年在成都航空机械学校毕业时,曾因他起草的毕业典礼答词中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而被禁闭半年。1945年谈镐生通过公费留美考试,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同年转入康耐尔航空研究生院,四年后获得数学、力学、航空博士学位。毕业后谈镐生留在该学院从事流体力学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旅美20年期间,谈镐生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有人多次劝说他加入美国国籍,面对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国公民身份,谈镐生心里依然装着祖国,坚决拒绝了这种善意的劝说。鉴于谈镐生在流体力学方面做出的巨大成就和非常的国际影响,美国科技界三次征求他的意见,要将他的名字载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谈镐生答复说:“我是中国人,如果有幸被视为名人,首先应该列入<<中国科学名人录>>。”多么朴实的语言,表达的却是谈镐生一颗永不改变的拳拳赤子之心。

“苛刻”的择偶标准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谈镐生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得心应手。终身教授的职位,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蜚声国际的学术成就,事业、名气、物质、地位于他应有尽有,然而谈镐生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家。以谈镐生的地位和名声,外貌和气质,不是没有人追求,更不是没有机会成家,别人介绍的和自己在工作、生活中认识的异性朋友很多,但接触一段时间以后都是同一个结果:没有下文。原来关键的问题是,谈镐生在择偶问题上的原则性太强了。说了多少年洋文,吃了多少洋面包,始终也没能冲淡祖国在谈镐生心中的地位,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他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生养他的故园,一心回国效力。“我反正是要走的,你将来能跟我回中国去吗?”这是谈镐生在与每一位女友相识后千篇一律的首要问题。这条件在谈镐生看来是理所当然,他想我是个中国人,来美国是为了学习知识,帮助祖国摆脱含辱受穷的命运,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回到祖国去,运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建设祖国,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然而谈镐生的条件对于当时所处历史条件下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位女性都太苛刻了,没有一位女友能接受他的这一基本条件。最终谈镐生也没有选中一位能伴他同赴祖国大陆的妻子。

回国的机会终于来了,1965年10月,谈镐生毅然舍弃了在美国的荣誉、地位和金钱,以赴欧洲旅游和去日本讲学为由,买了往返机票,摆脱了美国的控制,怀着一颗忠贞爱国之心,投进了祖国的怀抱。

“特嫌”+“军阀小姐”=美满姻缘

谈镐生回国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内极左思潮泛滥,他一入国门就被有关部门以特务嫌疑立案审查,带上了一顶“特嫌”帽子,长期不能正常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后来成为谈镐生夫人的邓团子也非无名之辈,她是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邓宝珊先生的女儿,也是一位工作认真的翻译家。邓团子生性活泼,又长得窈窕秀美,追求的人很多,但她一直没有选中一位须眉知己,为了满意的选择,不知不觉中邓团子迈进了大龄未婚女子的队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宝珊老先生受到冲击,邓团子也就自然成了“发动军阀的臭小姐”,再加上她平时心直口快,得罪过一些人,业务精明强干,引起过某些人嫉妒,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成了“专政对象”。这个时候,邓团子倒是有空暇考虑“个人问题”了,可是有谁敢娶这个戴着“帽子”的女人呢?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冯力源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冯大姐早年曾和邓家住过街坊,她觉得邓家姑娘心眼好,没架子,聊得来。后来她们一直有些联系。可巧,谈镐生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和冯大姐成了邻居。住得时间长了,冯大姐觉得谈先生这人有学问,说话随和,怎么也不象个坏人。一个大科学家什么事都自己动手真不容易,得有个人帮着操持家务。冯大姐觉得邓团子和谈先生结合再合适不过了。在热心的邓大姐介绍促成下,谈镐生拜访了邓团子在红霞公寓的家,他得到了邓宝珊老先生的赞许。谈、邓二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并进而相知、相爱。1969年7月,谈镐生手提一只皮箱走进红霞公寓,从此他和邓团子携手相伴共度坎坷,一次次迎接命运的挑战。

最后一次申诉

从一回国就戴上“特嫌”的帽子,谈镐生心中郁郁不平。“四人帮”粉碎后谈镐生依然被这顶帽子压着,1978年全国力学学科规划会议由谈镐生建议召开,但他却被撤消负责开会的职责,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谈镐生的科学成就和声誉却得不到一张入场券。后来还是邓团子奋笔疾书向中央报告,凭借谈镐生对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使他作为科学大会的特邀代表出席大会。谈镐生的“特嫌”一直得不到平反,邓团子为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多次上呈报告申诉。然而,粉碎四人帮整整九年,谈镐生的档案里仍然装着“特嫌”的材料。谈镐生疲倦了,他说:“算了,随它去吧。”邓团子不依,还是一次次申诉。1985年春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文章, 邓团子看了说:“镐生,我还要打报告,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还没人理,我就不写了,咱俩安安静静度晚年。”后来邓小平看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尽述谈镐生种种不平之遇的内参后,批示道:“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改正,科学院是谁在管事,请查一下。”1985年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大会,公开为谈镐生平反,谈镐生和邓团子的晚年终于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