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道

“上帝的作坊”

钱志道1935年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当了两年助教。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八路军招聘防毒技术人员的启事,就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愿为人民的自由解放尽绵薄之力的愿望。不久,他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热情欢迎他早日光临延安,共赴国难。钱志道草草收拾行装便踏上了西行之路。

到延安后,他受命在离延安70里的茶坊组织兵工生产。钱志道形容那里的情景是“一切从零开始”。同时去的一些人见到条件如此困难,便拂袖而去。钱志道等人坚持留下,把抗战当做自己的神圣事业。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能够从零开始创造世界的只有全能的上帝。所以,有人称他们的兵工厂是“上帝的作坊”。

造军火没有铁,他们骑着毛驴,凭借一个罗盘、一架天平和一根皮尺,硬是在边区的方寸之地找到铁矿。炼铁没有耐火材料,他们就用各种粘土像孩子“过家家”一样试验。当地老乡的窑洞作兵工厂车间,老乡家的香炉烛台用来化铅。钱志道规定,半成品、废品都要收集归拢,一颗钉子,一团棉纱,都要捡起来,否则就要挨“训”。

在“上帝的作坊”里,工作条件是炼狱式的。酸缸碱缸全靠人抬手提,酸碱常常溅到身上、手上,衣服烧得大窟窿小眼,一件衣服没几天就只剩下后片。硝化甘油随时有爆炸的危险,但大家毫不畏惧,因为前方急等着弹药。

钱志道如履薄冰地领导这样的工厂。他亲自教授工人数理化课,发动文化高的教文化低的。有什么危险差事,他必定亲自到场督阵。历经千辛万苦,紫芳沟化学厂奇迹般地生产出大量化工品和枪弹、手榴弹、迫击炮弹等,成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地。边区造出的手榴弹,甚至比当时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威力还大。“上帝的作坊”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热心创造”

1944年“五一”节,钱志道和赵占魁、李强、沈鸿等一起,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是“赵钱孙(沈)李四大英雄”。毛泽东主席为他们亲笔题词,其中给钱志道的题词是“热心创造”。《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赞“模范工程师钱志道创立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业绩。1945年3月,钱志道再次荣获特等劳动英雄称号。

1946年,钱志道奔赴东北战场,创建了新的兵工企业。解放后,他致力于组织兵工特别是导弹研制,并指导我国火箭发射药的研制,完成了100余项军工项目的涉外谈判。

钱志道调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后,人们发现,他很少在办公室露面,老是在实验室、教研组和学生中间转。他凡事能自己动手,决不要别人代劳。得知秘书是本校无线电系毕业生,便说:“我这里没多少事,你到系里兼门课,不要把业务丢了!”

用人单位反映学生动手能力较差,他便决定压缩课时,增加实验室,改变教师“演示”式教学为学生“动手”式教学。他认为,大学生没有独立的科研能力,将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他的倡议下,激光化学、材料工程、低温物理、天体物理等系科专业和科研机构相继在科大设立,后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为筹建化学大楼,他跑批文,要经费,建设中不时深入施工现场。

钱志道从不表白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辉煌经历。钱临照院士在回忆文章中说:“70年代下迁合肥,科大住房紧张,我与志道两家蜷居于一单元内,朝夕相处,笑谈如在目前。他惟独不谈在延安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毛主席题词,初尚藏于筐中,及后为人所知,乃以示人。”原来,是红卫兵抄家时在钱志道的箱底发现毛主席题词。当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原来是特等劳动英雄!

破镜重圆

30年代初在浙大读书时,钱志道与本校英语系女生冯斐相爱。两人先后毕业并留校任教。战争打破了这对恋人平静的生 活。钱志道去了延安,冯斐随浙大流亡到江西、广西,最后落脚遵义。因为鸿雁传情被国民党当局发现,以“奸伪活动嫌疑”将冯斐逮捕。从此两人音讯中断,天各一方。

与冯斐失去联系后,钱志道和本厂一个贫苦出身的姑娘何春秀在共同战斗中彼此相爱,结为夫妻,后来何春秀因肺病不幸辞世。解放后,钱志道虽身居要职,但一人带着几岁的女儿,自然十分艰苦。一日,钱志道到一位浙大校友家作客,意外遇到由张家口来北京的冯斐。昔日的恋人相逢,悲喜交加,原来,冯斐被捕后,经浙大校长竺可桢等多方营救保释出狱,后去美国深造,1950年回国,在解放军外语学院任副教授。冯斐也曾另觅伴侣,但已离异。此时的钱志道和冯斐,都渴望得到原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爱情。很快,这对被战争拆散的鸳鸯旧梦重续,喜结百年之好。恼人的是,冯斐不久得了肺病。本可以办病休手续,照拿“劳保”工资,但他们不愿增加国家负担,办了病退,从此冯斐成了一名地道的家庭妇女。

50年代末,冯斐因为那段历史竟然成了“特嫌”。这不可避免地株连到钱志道。一夜之间,声名赫赫的共和国第一任导弹局局长、部长助理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直到1963年,钱志道才重新复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

对于冯斐,钱志道除了深沉的爱,他没有任何怨艾。出于预感,钱志道在最后一次住院前,把1935年冯斐在六和塔为他拍摄的照片、冯斐送他的一枚奖章(冯斐读大学时英语演讲比赛所得)与他自己一生中最喜爱的古典音乐磁带,整齐地包好放在冯斐不难找到的地方。冯斐清理丈夫遗物时,见到钱志道整整珍藏半个世纪的两件爱情信物,哀伤与欣慰交集,不禁泪如泉涌。

格守清廉

1955年,钱志道随周恩来总理出国期间,他不满周岁的儿子因病天折。钱志道的妹妹从家乡赶来,要把小儿子过继给他,他说:“我不需要传宗接代。”妹妹又提出给孩子找个工作,钱志道还是没有答应。钱志道并非绝情之人,妹妹去世后,他多年一直接济三个外甥的生活。

钱志道虽然是院士、八级高干,但生活清苦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一块手表是1946年在东北的旧货摊上买的,一直戴到1985年才换成十几块钱的电子表。他家的卫生纸是旧报纸裁成的。一个只有一根拉锁的提兜用了20多年,直到去世前还在用。科大研究生院(北京)创办时,公家还没有小车。他和秘书坐出租车到中关村各所调研。一天下来,他问:“坐车花了多少钱?”“38块。”“太贵了!”第二天,他们便改乘公共汽车,每天6时30分出发,来回4次换车。到北大医院看病,他也是坐公共汽车,每次赶到医院时间已晚,许多检查项目无法进行。受到医生批评,他才勉强答应看病时要车,但从那以后,他觉得坐公车太浪费,就更少光顾医院了。他逝世后,医生指着寥寥几页病历痛惜地说:“他一身病,可是来得太少了!”

70年代初,科大从北京搬迁合肥,钱志道带头交出在北京的一套小楼。到了合肥新址,再挤也不会少了校长的住房,他却主动和钱临照教授合住一个单元。调回北京创办研究生院,他还是与人合住一个单元。几年后,中科院让他在“部长楼”里挑一套五六间的住房,他却只要了一套三居室,住到逝世。

钱志道对待自己如此“抠”,但对单位困难职工常常慷慨解囊。1985年,钱志道把省吃俭用攒下的3000元钱捐给妻子冯斐家乡小学,设立以他天折的儿子命名的“钱冯平奖学金”。后来,钱志道夫妇又向竺可桢科学基金会捐2000元。

(丁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