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一人能抵五个师”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有感于当时国内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的状况,萌生了赴美留学、他日学成为国奉献的念头。到美国后,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超音速时代之父”棗力学大师T.冯·卡门教授。在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他的勤奋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发挥,著述甚丰,成果显赫。二战临近结束时,钱学森已经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方面的宝贵的科研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和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对二战期间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1943年,受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与同事们合作研究,提出了一份题为《远程火箭的评论和部分分析》的重要研究报告,为美国在40年代研制成功第一批地对地导弹奠定了理论基础。1945年,他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组专家。战争结束后,美国空军赞扬钱学森对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战后,钱学森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贡献和价值,多次得到美国军方和官方的赞扬和确认,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成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正当钱学森加紧回国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报效祖国的夙愿时,美国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 狂潮。1950年,美国情报机关指控他是共产党分子,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钱学森义愤填唐,他面见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儿·金克尔,宣布返回祖国的决定。钱学森的郑重申明让金克尔大为光火。等钱学森走出他的办公室,他几乎吼起来: “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于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此后,美国政府将钱学森软禁在美国加州的特米那岛上长达5年之久,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

钱学森的遭遇很快传到国内,一直十分关注钱学森处境的中国政府,为他的回国问题进行了多方斡旋。当时,中美之间正在日内瓦举行马拉松式的大使级会谈,钱学森的回国问题也成为这次会谈的内容之一。经过不懈努力,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说他可以离开美国了。饱尝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后,钱学森收拾行装,返回祖国。据王炳南回忆,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满意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金克尔对于钱学森的评价无疑并不充分,钱学森决不仅仅值5个师,回到祖国怀抱的钱学森,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他参与部署并成功地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的制造和飞行试验,以及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飞行试验;他在中国最早研究了星际航行理论的可行性,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他还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对运筹学、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理论、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等,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91年10月,金秋的北京繁花似锦,江泽民、李鹏同志签署命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当之无愧!

科大情结

说起来,钱学森与中国科技大学可谓有缘。1958年春天,中国科学院京区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倡议利用科学院的力量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当时,钱学森就是其中的积极倡导者。科大创办时,他是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这个筹备委员会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由10人组成,其中有中科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学部主任,而以研究所所长身份参与其中时惟有钱学森一人。当时,他是中科院力学所的所长。他与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等著名科学家积极筹建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并确定了该系设立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土及岩石力学4个专业。此后,钱学森担任科大力学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在科大创建时,他还与郭永怀合作,领导了科大化学物理系的创建工作,系主任由郭永怀担任,但一些重大事宜主要由钱学森与郭永怀共同决策。力学系和化学物理系的创建过程中,钱学森事无巨细,连教研室主任、主要任课教师等都由他们亲手聘任。钱学森还为力学系招生撰写介绍文章《力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这一时期,钱学森还十分关心科大总体办学计划的制定,凡是属于全校性的工作,比如讨论课程体系与教学计划,他都争取时间积极参与。

作为一名国际著名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在繁忙的工作中还坚持给科大学生讲课。196l一1962年,他为近代力学系58、59级学生主讲《火箭技术导论》,听课人数达到400多人,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当时他50岁。1962年,钱学森又为化学物理系58级学生主讲《物理力学》课程,《物理力学讲义》是他在美国时用英文写成的,为了学生学习方便,他主持将此讲义翻译成中文出版,作为科大的专用教材。1963年开始,他还在科大招收、指导研究生。据科大老师回忆,钱学森每次来科大,从不穿西装,只穿土布中山装,戴布帽,穿布鞋。夏天来校时有时戴草帽、穿带补丁的短裤。1960年2月,科大举行科研工作报告会,钱学森主持了力学系学生做的“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和物理热工系学生做的“关于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并对这两个报告进行了总结。1963年3月,钱学森还为科大58、59级学生做了“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的报告,指出做毕业论文是为今后从事科研工作练兵,所以一定要严肃认真,后来,他还对力学系学生做毕业论文一事做了专门部署,并亲自听取学生毕业论文答辩。

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后,钱学森虽然不能亲往,但他仍时时关心科大的建设与发展。1992年9月,他在给中科院院土葛庭燧的信中关切地问道:“现在中国科技大学有材料设计专业吗?似应设此专业,将来还可以设系。”1994年4月,他在给科大校长汤洪高教授的信中说: “我也祝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时代发展新方向:纳米科学技术,做出重要贡献。”同年6月,他在给科大力学系主任韩肇元教授的信中写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真是高新技术的突击手,而力学系也很称职,下决心像顾海澄教授那样预见至21世纪,开创新学科、新专业棗材料设计专业!”

与艺术结缘

在1991年中央为钱学森举办的授奖仪式上,有一位女士静静地站在钱学森的身旁。她虽然年近古稀,但仪态端庄、气质高雅。她就是钱学森的妻子蒋英。在授奖仪式临近结束时,钱学森发表了讲话,在表达了对中央的感谢之后,钱学森话锋一转,指着蒋英向大家介绍说:“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5年间,蒋英同志管家,她是做出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决不能忘。我还要向今天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介绍的,就是蒋英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钱学森的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蒋英是我国近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家世居浙江海宁,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而钱学森是蒋百里同窗好友钱均夫之子。蒋、钱两家一直来往甚密,钱学森和蒋英自幼相识也经常见面。钱学森留学美国后,蒋英也随父出游欧洲,二战结束后,蒋英也来到美国,两人之间开始了甜蜜的交往。但两人以事业为重,直到1947年才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钱学森和蒋英虽然从事的工作不同,但却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蒋英从小喜欢音乐,钱学森也自幼酷爱艺术,对美术、书法都有广泛的爱好,而且热衷于水墨丹青。钱学森还尤其爱好音乐,少年时代便是有名的铜管乐手,当年在交通大学校园里,钱学森参加了交大的铜乐队,每天下午在房里抱一个EuPhonium(一种似萨克号的低音乐器)吹大约半个小时,毕业时拿到奖学金就去买各种唱片。结婚后,在蒋英的影响下,他熟悉了各种中外名曲和世界乐坛的风格流派,他特别喜欢巴托克和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欣赏巴托克音乐中潜伏着的那种执著的刚强。在工作中,钱学森将艺术与科学结合得更加紧密。

多年来,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艺术对于他的科研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他在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思维科学、技术美学等方面,发表了许多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文。

(汤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