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

弃工学理

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出生在一个读书世家。父亲钱玄同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任中学国文教员,后又任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教授,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学学家。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他竭力主张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教授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创办并轮流编辑《新青年》杂志。钱玄同先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和满腔追求真理的精神,在钱三强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了根。1919年7月,钱三强7岁的时候,钱玄同把他送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等北大教授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刚刚跨进校门的钱三强,就目睹爱国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他先后阅读了孙中山先生著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进步书籍。幼小的三强感到,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非建立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可。于是他决意集中精力学习数学和物理,以备考南洋大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以报效祖国。由于南洋大学用的是英文课本,而孔德学校学的是法语,恐难以适应。1929年,他先考进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以期英文适应后再考南洋大学。那时,北大理科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常请清华的吴有训和萨本栋先生来讲授近代物理和电磁学,他们授课口齿清楚,不照本宣科,对于基本概念和难懂的关节点重复地讲解,还边讲边演示,使初学者听得清,记得牢。这样,钱三强的学习的兴趣又渐渐转向物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中国,钱三强感到学电机工程很难救国。1932年,他便改变学工科的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这种选择,为他以后同原子核科学结下不解之“缘”奠定了基础。

突然袭击的考试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认为此人大有深造必要,便亲自写信把这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介绍给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

几个月后的一天,所长严济慈教授突然出现在钱三强面前,亲切地询问他在分子光谱方面所做的工作。钱三强一边回答,一边赶忙把有关数据和尚未完成的分析结果递给所长。严济慈翻阅了这些材料,高度赞扬了他所做的工作,希望他把分析结果尽快写出来。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严济慈又把钱三强找去谈话,“听说你过去学过一点法文,考考你,怎么样?”所长说着,当即到图书室取来了一本法文科技文献,让钱三强读给他听听。钱三强凭过去在孔德学校学过的法文沉着“应试”,较流利地读了几段,严济兹听完他的即兴阅读后高兴地称赞说:“法语程度还不错嘛。”严所长搞了这场突然袭击的面对面考试,才放下心来,高兴地对钱三强说:“最近中法教育基金会有三个到法国做研究工作的公费生名额,其中只有一名是到居里实验室攻读镭学的。我看你行,我想送你出国深造,你快去复习功课,做好准备,认真应考吧!”

在严济慈所长的鼓励下,钱三强凭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法语,顺利通过几门考试,结果考取了镭学名额。1937年8月,严济慈领着钱三强到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居里实验室报到。伊雷娜·居里身穿白色工作服,在实验室后面的小花园里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两位中国客人。

“祖国再穷,是自己的”

1946年,钱三强的科研课题获得新的重大发现,他发表了关于原子核在中子打击下“引起三分裂、四分裂”的论文,引起了巨大轰动。他和妻子何泽慧以惊人的毅力分别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从此,夫妻二人为裂变物理推进了一步。

钱三强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他在法国科技界的声誉不断提高。1946年,法国国家科学院授予钱三强最优厚的亨利·德帕尔维尔科学奖金。1947件,他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在留法人员中,得到这样重要学术职位的中国人,只有钱三强一人。但令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报酬,并不能缓解钱三强心中与日俱增的对亲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为了建设自已的祖国,为了实现父亲的“学以致用”的教导才出国的。他在心中时时默念:祖国再穷,是自己的。1948年初,他与夫人何泽慧商议:他要回到祖国怀抱去施展才华,报效祖国。

钱三强回归祖国的决心感动了居里夫妇。一个星期天居里夫妇把钱三强和何泽慧请到家中,把酒话别。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学生、实验室里最优秀的研究人员要离开自己面去,确有满腹的离愁别绪和惋惜之情。但约里奥却通情达理地说:“我要是你们,也会这样做的。祖国是母亲,应该为她的强盛而效力。”他们把当时还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还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让钱三强带上。1948年夏,钱三强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沙场点将

1955年,国家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制定了我国科学技术的12年远景规划;大批科研人员调进地质部、原子能研究所;中苏双方签订协议,苏联愿意提供核技术援助。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整个科学研究事业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钱三强精神振奋,除了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外,还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忘我地投入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签订的协议,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核科技资料,并撤走全部专家,钱三强气得饭吃不香,觉睡不沉,实在无法接受这一事实。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十分器重和信任在科学上造诣很深、又有组织领导才能的钱三强。他说:“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克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尖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15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你负责点将,点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对于这样的决定,钱三强一方面感到鼓舞和光荣,另一方面也确有一种紧迫感,特别是让他“点将”,更是责任重大。会议结束后,钱三强立即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着手从德、才、组织能力和健康状况等方面来挑选人才。经过多方商量和考察,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钱三强把有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的邓稼先、朱光亚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又把有才华的3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原来在苏联从事研究工作的周光召,请缨回国,被推荐担任武器研究院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

人员调集齐备,他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组织科学家们展开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钱三强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原子弹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