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达

爱惜人才,珍惜友情

刘达视人才为宝,十分珍惜同志间友情,是人所共知的。

1964年,中国科大某教研室通过人事部门提出了一个要调出学校的教师名单,说这几个人表现不好。刘达问怎么不好?回答说是“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刘达没表态。恰在此时,严济慈(当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来找刘达,说有几个年轻教员要调出去,据了解这几个人学术底子都不错,是有发展前途的,调出去太可惜了。刘达听从了严济慈的意见,把这几个年轻教员留下来。现在,这些人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为知名学者。

刘达对我说:现在都在讲金不足赤,人无完人。实际上,往往还是对人求全责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毛病,有些人钻到他的业务里去了,不懂其他事;还有些人有怪癖(他举了中国科大一个教授的例子),可是他真有学问。这样的人还是用其所长嘛!真正爱惜人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大概是因为我在学校工作时间长,对知识分子多一些了解就是了。

刘达与严济慈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刘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时,常与严老在会上见面。他总觉得在会上见面谈不了几句话,还经常去严老住所访谈。他对严老非常尊重,曾题赠严老一幅字:科学之光。严老也题赠刘达一幅字:老骥伏枥。大约在1990年以后,两人年纪都大了,刘达仍定期去看望严老。两位老人见面后都很高兴,但因年事已高,说不了太多话,二老就相对而坐,相视而会心地微笑,在无言中交流着真挚的情感。每当刘达告别时,严老总是一直送到大门。

他对下属和学生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谁工作有困难,生活有困难,他都尽量帮助解决,包括两地分居、学非所用、子女就学、婚丧嫁娶,他都热心帮助。有一次,一个原在黑龙江工作的日本籍干部的子女来找他。这个女孩的母亲(即这位日籍干部)1977年曾回日本探亲,回来时带一笔日元。当时海关工作人员要她存在海关,用时来取,但她不知道存放时已经兑换成人民币。1990年,她去取钱时,由于汇率变化,损失很大。她让女儿来找刘达。刘达认为,海关处理这事时,是根据当时的政策,无可非议。但这事造成的损失太大,个人无力承担,应该从实际出发,酌情处理。他为此事,跑了多天,终于圆满解决。

“我不算教育家”

1982年夏,《北京晚报》约我写一篇刘达的专访。内容主要是呼吁国家要重视教育,以“百年树人”为题。文中我称他为教育家,他不同意这个称呼。我说,蔡元培只作了几年北大校长,人们都称他为教育家,你当大学校长、书记几十年了,还不能叫教育家?!他说:“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惜当时政治运动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队伍还没撤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些想法。大学里领导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实行民主也没这么容易,从上到下有许多糊涂观念。比如,我作书记,有同志说在党委会上书记一人算三票,副书记算两票。党内哪有这种规矩?可说服这些同志也不容易,因为那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许多地方和部门还不是一人说了算!我说我只算一票,大家刚适应,‘文化大革命’一冲,党委垮了,谁的票也没有用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清华大学,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有些办学的想法还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主要是想办成文理并重的大学,摆脱旧模式的束缚)。所以,应该说我懂得学校的工作,解放后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一点贡献,还不能算是教育家。”我当初认为,在“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文章,不必过分认真,在发表时编辑同志还是给他冠以教育家的头街。见报后刘达还批评我不听话。

举办“回炉班”

刘达一生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奋斗了近四十年,每到一个学校他都以自己的勤奋、智慧与魄力,赢得师生的爱戴。他办学,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尊重教授学者,注重领导班子的团结。中国科大是一所年轻的大学,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师资队伍?这是刘达在任学校党委书记时始终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刘达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学校的远景建设,培养和造就了三代教师队伍。首先从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调进一批“高才生”和经验丰富的科技工作者,形成了稳定的第一代教师队伍。这一代人为科大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科大在“文革”后迅速恢复和繁荣的基石。其次,他置所谓“近亲繁殖”论这样有争论的问题而不顾,从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出发,在科大第一、第二、第三届的毕业生中留下了一大批人,形成了科大第二代教师队伍,这些人先后担负着许多岗位的领导工作。第三,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后期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刘达以无畏的胆略与魄力,顶住压力与攻击,适时地在全国范围内挑选300多名1967-1970届毕业生,举办“回炉班”,组织他们回校,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后补充师资,取得了成功。现在,在科大以至在一些科研部门挑大梁的教授学者,有许多就是“回炉班”的学生。说起这段往事,知情者都佩服刘达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教育工作中坚持拨乱反正,适应时代潮流,从不墨守成规,不愧为教育家的称号。

一时急中生智

面对逆境,刘达总是冷静、从容、机智地应对,显得坚定、乐观而又风趣。

“文革”中,中国科大迁往合肥。一列列火车的设备到站后都要去搬运,刘达已年过花甲,也让他去搬,他是搬不动了。工宣队长走过来说:“刘达,怎么你没出汗?”刘达不愠不火地说:“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那个安徽著名的造反派头,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这事在科大传开来,师生都都高兴,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气。那时,经常有人来“外调”。“外调”的人总是要刘达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训斥刘达:“态度放老实点!”刘达平静地回答:“正因为老实才这样说。按你们的调子说,就不老实了。要谈就这样谈,不谈你们就走。”

“文革”中,凡关在“牛棚”的人都要挂着牌子排队去食堂吃饭。刘达胸前是一块“走次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是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两块牌的两根铁丝交叉在刘达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来抢刘达。在一片混乱中,刘达奋力脱下两块牌子,拼命向关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如果不快点脱下牌子,两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关押我的一派,跑到保我的一派去,两派会打得更厉害。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险的一次。”我问他:“当时怎么判断那么快?”他说:“一时急中生智,一切判断都发生在十几秒中,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得那么快,大概是一种求生的欲望和对两派打斗的忧心在潜意识中起作用吧!”

(张永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