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封

以画舒怀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庚子赔款”,是本世纪中国人蒙受灾难屈辱的第一页。侯德封自幼耳闻目睹了政府腐败、外敌人侵的种种情景,立志读书报国。父亲侯耿灿是前清秀才,同当时的维新派进士齐令宸至好,主张兴洋学,办工厂,实业救国。受父亲爱国思想影响,兄长侯德钩学采矿,侯德封努力读书,一心想当工程师。1919年,侯德封考入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希望通过发展矿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以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受之耻。在北大读书期间,军阀混战,侯德封一边读书,一边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毕业后,他辗转于矿业和地水库坝址问题,由此萌发了他对三峡工程的向往。在那个时期,地质矿产成果得不到当局重视,开发矿产、工业的抱负不可能得到施展。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侯德封作为一个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地质学家,积极投身反对卖国求荣、反对放弃华北大好河山的抗日救亡斗争,深切感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并积极参加1949年抵制撤离大陆的护所斗争。

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中,侯德封亲身经历了在艰苦条件下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和中国地质工作者报国无门的过程。为此,他曾以黑暗中站着一只绵羊作画,表达出对时局的不满和内心的苦闷。新中国成立后,地质事业从弱到强,侯德封的渊博知识和科研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他挥笔画了幅蓝天白云下金色麦浪前的母羊奶羔图,抒发对新生活的由衷热爱和献身科学的满腔热情。

后半生的“三件事”

1951年,51岁的侯德封出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侯德封感到青春好像刚刚开始,奋力为中国的地质事业辛勤开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后半生“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织全所科技人员全力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50年代初,湖南湘潭锰矿资源告罄,侯德封组队前住调查,发现濒临闭竭的只是地表的氧化锰矿,深部还会有原生的碳酸锰矿。钻探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见,及时解决了国家钢铁工业的断锰危机。当时国家急需石油,而外国人说中国的陆相地层不利于生油。侯德封和李四光等科学家一起在调查后认为,不仅我国西北部中新生代巨厚的陆相沉积盆地有油田,西南部和东北部中新生代凹陷也很有生油前景。这种认识成为后来把我国石油勘探基地从西部东移的战略决策的依据之一,导致大庆油田和东部其他油田的发现。

第二件事是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处提。侯德封除组织地质基础科学研究外,还及早部署了地球化学研究,带领科研人员开创了一系列边缘和新兴学科专业研究,其中陆相生油理论和同位素测年技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侯德封通过研究于60年代初提出核子地球化学概念,被70年代非洲加蓬0KLO铀矿中发现的20亿年前的天然核反应堆区所证实。

第三件事是大力培养年轻人才。创建中国科技大学时,侯德封非常积极,出任建校筹委会委员,担任地球化学系主任,并亲自登台授课。根据学科发展和实际需要,侯德封主张宁可压缩学生的地质基础课程,这可以在以后工作实际中补课,但一定要打好数理化的坚实基础,一定要练好新兴实验技术的基本功。他放手给年轻教师压担子,倡导组建和发展新的学科专业,教育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不断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为招收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他亲自撰拟系科专业介绍和招生说明。他常对学生说:“地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心存侥幸都是徒劳的。”他要求学生努力做到“厚实、善思、耐劳、标新、敢为、谦虚”。而这些优秀品质正是侯德封一生为人、治学的真实写照。

侯德封晚年曾说:“虽然十年动乱期间对这三件事有不少冲击,但我坚持认为,只有把这三件事做好了,我们的地质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朱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