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校名 校风 校歌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代表院党组向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呈交报告,建议试办一所大学。聂荣臻于5月21日给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6月2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审核同意。6月8日,由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主任委员的学校筹备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会上,许多人提出,不照搬当时苏联理工分家的办学模式,实行理工结合,向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听了大家的发言,郭沫若当即拍板,学校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此,一个崭新的校名正式问世。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成立,接着国务院任命郭沫若为校长。学校的创办,正如聂荣臻在开学典礼上所说的:“经过很短的时间,在郭沫若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筹备工作,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学校成立前,郭沫若亲自起草开学典礼致辞,周恩来审阅后赞许地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1959年开学典礼,郭沫若再次作了长篇演讲,要求“不仅要创建校园,而且要创建校风,将来还要创建学派”。在郭沫若热心倡导下,中国科大“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逐步形成并不断发扬光大。如今,在科大校园里矗立着一座黑色花岗岩校风纪念碑,郭沫若手书的“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八个馏金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建校时,郭沫若还起草校歌《永恒的东风》歌词,并请“抗大”校歌作曲者、全国音协主席吕骥谱曲。开学前夕,郭沫若邀请吕骥在大礼堂为全校师生教唱校歌。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雄壮激越的校歌,回荡在一代代科大人心中。

关爱学子

郭沫若是国内外的知名人物,又担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新入学的同学私下议论:“郭老兼我们的校长,他工作那么忙,我们能常见到他吗?”有的说:“见不到也没关系,只要毕业证书上有他的大印也就满足了。”谁知开学后不仅经常听到他的演讲和诗歌朗诵,还时常看到他在学生食堂与大家一起就餐,有几回甚至亲自给学生打饭。1959年寒假,由于时值困难时期,绝大多数同学都没回家。除夕,郭沫若等校领导和学生一起吃团圆饭。饭后,学校召开春节晚会。演出前,郭沫若笑容满面地走上舞台,双手合拳高拱,从东到西连连给师生员工作揖拜年。大家都激动得站起来,热烈鼓掌,高呼“向校长拜年!’’随即,校党委书记郁文宣布:“郭老把他刚收到的《沫若文集》稿费两万元捐赠给学校,其中大部分用于补助生活困难的学生。为使同学过好年,郭校长提议发给每人两元,一元入春节伙食费,一元发到每个学生手中,作为‘压岁钱’。”在极其艰难困苦的1960年春节,校长的爱心,使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同学们感到格外温暖。

为丰富学生的文体活动,郭沫若捐款为学校修建游泳池,给学校购买放映机和影片,请全校师生免费观看自己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还把国外友人馈赠的礼品转赠给学校。1961年“五一”节,各系在校大操场及校内空地围成圆圈联欢。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唱歌跳舞,郭沫若和其他校领导走走停停,一个系一个系地观赏表演,看到精彩表演,郭沫若便脱下布鞋垫在地上坐着,并一再摇手不让工作人员去搬椅子。这个动人场面被学生摄入镜头,留作永久纪念。

郭沫若任科大校长20年,对学校感情特别深厚。逝世前,他将生前稿费积蓄15万元奉献给国家,用作中国科大学生奖学金,激励莘莘学子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我也是为中国好啊!”

1967年冬,郭沫若年仅24岁的儿子郭民英因不堪忍受令人窒息的精神重压自杀了,起因是他将一架录音机携至就读的音乐学院,这件极为普通的事在那个年代竞被扣上“精神贵族”的帽子而上了一份内部简报。郭民英的死,有其性格缺陷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时代氛围不容于他。仅隔半年,郭沫若另一个儿子郭世英遭就读的中国农大一伙歹徒的绑架和摧残,以死抗争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世英之死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

世英聪颖好学,最得郭沫若的钟爱。1962年郭世英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和一些敢于向哲学禁区探索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兴趣小组,从哲学意义上探索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诸如毛泽东思想可否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还是失败、阶级斗争是否是主要矛盾等等。因问题的未知数太多,于是大家就把这个小组戏称为x小组。真是凑巧,赫鲁晓夫在俄文中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而赫氏当年正被国人视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于是这个小组就被附会为鼓吹“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组织,被荒谬地定为“敌我矛盾”。情况上报后,周恩来过问了此事,在征得郭沫若同意后,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世英离开北大被安排到河南某农场“劳动改造”。次年秋,世英获准重返北京就读。他对哲学已不再有兴趣,于是转学中国农大学植物栽培专业。1968年4月,农大一伙歹徒旧账重提,绑架“反革命分子”郭世英,并将矛头指向“包庇”他的周恩来和郭沫若。世英遭绑架的第二天,郭沫若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外事活动。郭老几次想向周总理反映此事,但看到精神疲惫、心力憔悴的总理他觉得再不能以家事添加总理的重压了,终于隐忍未言。失去这样的机会,两天后世英含恨而去。

噩耗传来,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悲励欲绝,忍不住责怪郭老:“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总理说一说?”郭沫若无语凝噎,半晌才吐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中国好啊!”世英死后,郭沫若用毛笔将世英字里行间流露对生活热爱的日记整整誊抄了八册。他正是以这种特殊方式来寄托对爱子的深深思念。

(丁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