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以龙

脑子里充满问号

白以龙于抗战期间生于滇西一个偏远的县城——祥云。其父白汝璧于1923年自北洋大学土木系毕业后,长期服务于铁路部门。日寇侵华后,其父母携家南迁杭州,之后辗转云南,从事滇缅铁路的修建。

因为地处边陲,时逢战乱,白以龙的启蒙教育全靠曾在天津耀华学校任教过的母亲家教。每当夜幕低垂,母亲都给白以龙讲故事。展现在小以龙眼前的是山外那个多姿多彩的神秘世界,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夸父逐日……|但他最感兴趣的却是岳飞的故事。半个世纪后白以龙曾感慨道:“母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我最崇拜的英雄是岳飞。”

家中靠父亲一人的工薪已无法生活,母亲忍痛让三个姐姐辍学了,在家刺绣以维持生计。白以龙常随母亲携带活计去商店寄售,或在地上铺块布摆地摊。小时候,他最感兴趣并唱个不停的是一首《古怪歌》:“板凳爬上了墙,灯草打破了锅。”他脑子里充满了各种问号,有的能解开,有的却茫然不知。后来,他父亲调往浙赣铁路,举家随迁。一路上,尝够了漆黑小店的阴森,也目睹了沿途土匪的凶残,过乌江时,还差点因车祸葬身激流。更可怕的是,他亲眼看见土匪绑架“肉票”骑马从身边走过。他后来回忆时感慨道:“长途跋涉,不记得大好河山的美景,只留下一幕幕贫困、可怖的印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老受别人欺侮呢?为什么不能文明昌盛起来呢?

为了祖国昌盛

白以龙非常喜爱“苦难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

少时的白以龙,不仅从母亲那里得到潜移默化的启蒙教育,更多的是从父亲的经历中品尝到生活极端艰辛的滋味。

那时,日寇的铁蹄闯入中缅边境。立志科学救国的白汝璧,还在忙于为多灾多难的祖国修铁路。铁路员工在崇山峻岭中奔波,要冒着极大危险徒步穿行在荒莽的野人山,还得通过那死神在等待的瘴气区。更有甚者,中国军民经常要遭遇日本鬼子的疯狂截击。经历了千辛万苦,白汝璧逃了出来。然而一场伤寒病的袭击,几乎使他命归九泉。

当白以龙听到父亲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他一下子长大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外侮的伤痕。

解放后,白以龙随父母迁居北京,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然而,他的父亲,依然在各地铁路工地上奔忙。尽管劳累,父亲却以苦为乐。父亲的无声行动和来去匆匆的身影,为白以龙树立了人生榜样。

上中学时,每当假期到来,他或去学校的建筑工地,肩扛杉木,唱着歌曲,十分卖力地劳动;或去郊区农村,割麦、锄草、种果树;或到戏院当服务生,品尝一下这里的甘苦。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我的劳动能对祖国的昌盛有贡献。”

从“车工”到院士

1958年,白以龙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五年的大学春秋,值得他回忆的事情太多了。严济慈、吴文俊、钱临照等亲自授课,钱学森等不时到系里和学生交谈,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关怀备至。师长们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给他极大的启迪。他清楚地记得,严济慈课堂上演示电磁波传播的情景,那上举、侧举手臂,同步屈伸行走的身影令他终生难忘。

读大学时当车工的经历,对白以龙来说特别值得回味。刚入学不久,他便参加课余的火箭研究小组。开始以为会被安排搞设计、搞科研,他实在被系主任钱学森的经历所陶醉,希望自己尽早踏上科学研究之路。然而,老师却安排他当车工。于是,课余和晚上几乎全部泡在车间干活。有时连干几个通宵,白天还得照常上课。将近3年的车工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熟悉了几种加工技术,他感到受益匪浅。

1979年,白以龙被选派到英国牛津大学,摆在他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都必须自己动手。有大学当车工的经历,又有建实验室的经验,他很快适应并能顺当地开展工作。

初到英国,邀请者似乎很有理由地说:“白先生,根据中英协议,中国使馆应交‘席位费’,否则无权使用科研资料、设备。”白以龙立即回答:“先生,我也提醒您注意,是我,帮助您完成研究项目。”对方哑然一笑,无言以答。白以龙以自己的工作赢得对方的尊重,被邀请参加新项目的论证。接着,白以龙研究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很快发现对方存在的问题,指出对方可能忽略了另一种机制。

英国同行由衷叹服白以龙的研究成果,立即介绍白以龙去美国参加相关的会议。消息传开,一些英国学者纷纷向白以龙介绍自己的工作,希望寻找合作途径,一些年长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对白以龙也刮目相看。白以龙的一系列新结论被国际一些著名实验室和文献引用,许多文献称其为“白模型”、“白判据”。从此,白以龙以一个中国滇西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走上了国际学术大舞台,并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