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时璋

寓幸福于科研之中

贝时璋1929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即从事我国生物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早期教育家和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是我国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的开拓者。在7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他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之所以能够在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他钟情于科学事业。

贝时璋在细胞学领域的开拓性贡献,是他提出细胞重建学说。早在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的稻田采集到的丰年虫中,就偶然发现了细胞重建现象。当时他十分犹豫:因为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一切细胞来自细胞,现在有这样奇异的事例,该怎么办?如果公开发表,很可能被看作是对生物学的亵渎,是可笑的愚昧和狂妄。但对于客观存在的现象,则应以科学态度追根究底,揭示其真相。两年以后,即1934年春,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讨论会上,贝时璋作了《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的报告。然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贝时璋的这一发现没有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和严格检验。贝时璋并未心灰意懒。从1970年开始,他又重新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关于细胞的繁殖、增生,一般认为都是由原来的母细胞分裂而来,而贝时璋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除细胞分裂外,在生物体内,以某种物质为基础,也可以一步步形成完整的细胞。这是在生物体内,在建立细胞的原料和条件都已存在阶情况下进行的,不是完全新生的,所以称作细胞重建。细胞重建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造性发现。因为细胞重建可以看做是地球上细胞起源在现今生命世界的反应,是简单的生命形态发展细胞的漫长过程的一个缩影。细胞重建的研究有助于生命起源和细胞起源的阐释。由于贝时璋深知科学上的重大理论要被人们普遍接受,必须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验证,因此他和他的研究组一直努力钻研这个重要课题,希望用更多的生物材料,在更广的领域作深入的探索,来进一步验证细胞重建在有机界的普遍存在。在他90高龄时,仍然风雨无阻地按时上下班,使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肃然起敬。虽然他的听力在晚年有所下降,可是他却风趣地说:“这样更好,可以更安静地工作了。”

贝时璋曾经说过:“只要你对科研工作有了深厚的感情,就会在生活中得到快乐和幸福。”可以想见,没有对科学的深厚感情,没有勇往直前的执著追求,贝时璋就不可能在细胞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

珍重与郭老的情谊

贝时璋解放前主要是在浙江大学教书,埋头科研工作,平时沉默寡言,与郭沫若没有什么交往。他们相识于1949年7月。当时贝时璋从杭州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开会期间,郭沫若作了报告。贝时漳在听了报告后,深受教育和鼓舞。那时郭沫若人虽清瘦,但讲话精神很充沛,报告的内容丰富而感人,给贝时璋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以后,他们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友谊。郭老逝世后,贝时 璋一直难以忘怀郭老对他的亲切关怀。1992年他发表了《缅怀敬爱的郭老》的纪念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交往的几件小事。

1949年9月间,贝时璋到北京参加成立中国科学院的会议,郭沫若请他吃饭。席间,郭沫若谈到了科学的重要性,对贝时璋寄予厚望,鼓励他为发展科学多做些工作。在以后的又一次聚餐时,贝时璋与郭沫若相遇。当时郭沫若正与聂荣臻等几位领导人在一起。为了便于领导谈工作,贝时璋绕过了他们的餐桌,准备坐到另一桌去。贝时璋的举动被郭沫若看到,他急忙拉着贝时璋与他坐在一起。贝时璋当时虽然感到有点不自然,但对他的盛情很受感动。1970年,郭沫若以特使身份参加尼泊尔太子的婚礼,他邀请贝时漳同行。在上海,贝时璋的几颗牙齿出了毛病,郭沫若非常关心,要他去医院治疗。到了尼泊尔,郭沫若是特使,有特殊招待,但是他还是与贝时璋一起就餐。就餐时,他还不时关心地向贝时璋询问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从尼泊尔回国以后,郭沫若仍然没有忘记贝时璋的牙疾,委托夫人于立群写信给贝时璋,嘱咐他尽快治牙。

1972年,贝时璋等人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四国访问时,郭沫若已80高龄,还亲自接送,这既令贝时璋十分不安又深为感动。

回首往事,贝时璋对郭老充满了深厚的怀念之情:“一生坚持真理,诚挚坦白,关怀后学,乐于助人,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的一生,我对他无限尊敬和景仰。”

 

(程学玲)